广播文章《》1928年，湖南郴州局势混乱。出于对“焦土”的不满，在各界组织的煽动下，当地农民动了造反的念头，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党员。
乌云淹没了城市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气氛变得更加凝重和紧张。看着山脚下拿着枪和刀的农民，曾治知道暴风雨要来了，她不喜欢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行为，但她必须举起她的刀。
为了保命，曾治在农民包围他和他的同伴时进行了抵抗。
革命道路从来不缺少热血。
这一点，曾治很早就明白了。但她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有一天会站在满是爱人鲜血的路上。
看到夏明珍仰面躺在血泊中，曾治呆住了。前几天和她聊革命的人，现在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那是她最熟悉的人，但此刻，曾治的心里充满了一种陌生感。
从肩膀到脚，夏明珍完好无损，连衣服都被撕成了碎片。
她记忆中的夏明珍从来没有这么尴尬过。
夏明珍是曾治的第一任丈夫。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结合，那就是“猝不及防”。
"当我对爱情毫无准备的时候，夏明·振赫义躺在我的床边."
图|夏明珍
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，曾治成了专职的妇女主任，直接住在妇女部的房子里，这里也是湘南特委的秘密开会地点。基本上领导每天都在开会，夏明珍就是其中之一。
作为组织部部长，夏明珍开会经常需要找人谈话。人多话多，这个会自然要开到深夜。许已经习惯了人来人往和嘈杂的交谈。到了睡觉的时候，曾治没有去赶人。相反，他像往常一样上床睡觉。
通常这些人会后离开，所以曾治很放松，甚至没有锁门。
然而，生活并不是按部就班的。
一天晚上，当曾治睡着的时候，夏明珍像往常一样在开会。听着外面的风风雨雨，曾治慢慢睡着了。半夜醒来，屋内外一片漆黑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曾治认为他们的会议应该结束了。当她翻个身准备回去睡觉的时候，发现旁边有人。
还没来得及尖叫，曾治认出那人是夏明珍，赶紧叫醒他，问:“他们都走了，你怎么还不走？”
夏明珍睡得迷迷糊糊，但话语清晰。他回答:“我住得很远，外面戒严，我回不去。他们有的住得很近，有的找了别的地方。我无处可去，只好靠着你，天一亮就走。”
这些言论有理有据，曾治一时找不到任何漏洞来反驳。而且，看着夏明珍不仅穿着衣服睡觉，被子也不盖，也就不再多问，让夏明珍睡在身边。
第二天醒来，她身边已经没人了。
图|年轻的曾治
曾治认为这只是一个插曲，所以他不再去想它。众所周知，在她起床之前，他们同床共枕的事实就已经传遍了整个组织。
“你昨晚一定玩得很开心，是吗？”
听到总务主任的问题，曾治突然反应过来，立刻转身离开了。主任的话让她感到羞愧。
下午，同样被戏弄的夏明珍来到曾治解释，却被踢出了门外。曾治不想见他，也不想听任何无用的解释。毕竟他们确实一起睡了一夜，就算他们是无辜的，也很难说服别人。
曾治的上司、妇女主任龙舒看得很清楚。她来做思想工作时说:“现在关于这个讨论很多。无论你怎么解释，人们都不会相信。这已经是骑虎难下了。夏明珍也是毫无准备，但是对你有好感。现在革命家讲自由恋爱，他愿意和你结合。我想你们俩可以结婚了，我会给你们写推荐信的。否则，你会怎么做？舆论对你没好处。”
话虽如此，曾治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。她没有立即回应龙舒的提议，而是想再考虑一下。
偏偏有人不耐烦了，开始主动追求。
第二天早上，曾志刚起床开门，夏明珍冲了进来。没给她任何反应的时间，他抓住她的手，真诚地说:“我真的爱你，你不要拒绝。嫁给我吧！”
之后，他跪了下来。
一向软硬兼施的曾志看到这一幕，内心开始动摇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点头同意了。
婚礼就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之前。由于社会形势严峻，说是结婚典礼，其实只是朋友聚会散散心。
没有宴会厅，没有大轿子，没有鞭炮和锣鼓，只有花生和瓜子，还有糖糕。大家聚在一起，边吃边聊，这种婚姻甚至就形成了。
图| 20世纪50年代曾治的肖像
关于这段婚姻，曾治描述道:“它是如此偶然，如此简单。”
除了偶然和简单，更多的其实是“突然”。
这场“从天而降”的婚姻是否出于爱情，曾治当时无法确定。虽然她是这场婚姻的主角，但她没来得及享受婚礼的幸福和甜蜜。
她匆匆结了婚，匆匆赶回革命前线。
关乎生命的插曲戛然而止，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还在继续。
1927年5月21日，马日事变爆发，长沙陷入白色恐怖，全国各地反动派趁机闹事。党组织不得不做出决定，发动暴动计划，消灭反动派。
因为曾治和夏明珍各有各的责任，结婚没几天就要面临离别。
好在两人都是以国家为重的优秀革命者，无论是单独做任务还是一起做隐蔽工作，他们都愿意接受。
然而，当曾治和夏明珍一起被分配到地下工作时，曾治却束手无策。
“公开斗争变成地下斗争后，我很难受；完全不会做小家庭的家务，最郁闷的是不能随便上街；我整天待在家里，经常对夏明珍发火。”
让曾治拿枪打，如果打十分，她至少能得八九分；如果她能在家洗衣做饭，估计只能拿两三分。
生火做饭，曾治做出来的成品要么半生不熟，要么不好吃；打水洗衣服，或者打不出水，或者搓到手出血，衣服还没洗干净。
当一切都不顺心的时候，心情自然会烦躁。曾治是个急性子。他脾气一上来就会对夏明珍发火。
幸运的是，夏明珍理解曾治内心的痛苦，并没有因为被骂而生气。相反，他说服了她。
和早些时候相比，两个人都忙于工作，完全无暇顾及对方。这个任务实际上改善了两人的关系。至少，这次地下工作是他们结婚以来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。
然而，随着各地骚乱的局势越来越紧张，曾治开始坐不住了。带着满腔的热血，她回到了斗争的第一线。
她剪短头发，脱下旗袍，穿上学生服，系上红带，裹上红领巾，提着一把红缨大刀。昔日英姿飒爽的“红姑娘”曾治回来了。
怀着革命的激情，曾治直接烧毁了经常阻碍革命军入城的城楼。
当时火势太大，曾治几乎无法逃脱。他匆忙跑出警卫室，撞见了朱德。当朱德问她为什么要烧毁城楼时，曾治立即回答说:“这座城楼真恶心！妨碍革命，我烧了它。”
朱德闻言，笑着离开了。也许他从未见过如此勇敢无畏的女人。
回到前线的曾治非常兴奋，她几乎参与了每一项活动。她就像一只被囚禁了很久的鹰。她解开脚镣后，开始飞来飞去。
如果她知道夏明珍的生命进入倒计时，她还会跟着团队到处跑吗？过去的地下工作会有阻力吗？
答案应该是肯定的。因为在曾治的心目中，革命事业高于一切。
1928年3月22日，天空灰蒙蒙的。看着市中心的废墟，曾治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叹了口气。
“焦土”明明是用来对付国民党进攻的，到头来却成了敌人给农民洗脑的手段。但确实“宜章至耒阳400里长公路两侧五公里范围内城乡烧房，不留瓦片”无疑是在损害农民利益。
事实上，曾治等人并没有实施这一政策。农民们听信了敌人的话，组成了一支造反队。他们不听劝阻，与该组织开战。
这时候，远在城外南塔岭的曾治跑回城里帮忙，浑身上下一路鲜血交错。眼前的景象让她心慌，开始担心夏明珍的安全。
之前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，我毫无畏惧的躲在十几口棺材停了一夜的乱坟堆里。现在每次看到尸体，曾治都吓得不敢直视，生怕那是夏明珍。
当曾治询问夏明珍的下落时，有人站出来说“所有被杀害的干部都在河边”。她急忙跑到河边，看见沙滩上有九具尸体。没等她走过去，她认出夏明珍就是那个双腿笔直，光着脚，脸色发青趴在地上的男人。
尸体旁边，是她的战友。
有一段时间，曾治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周围的同伴都忍不住哭了，但她忍住了。从找到棺材到把尸体收好再到葬礼，她从来没有流过一滴眼泪，甚至最后一趟送夏明珍她都没有去。
晚年回忆起这件事，她说:
“在我一生中，我最讨厌那种哭泣的葬礼仪式。葬礼的时候，我克制着自己的感情，没有为亲人送上这最后一程...夏明珍的惨死深深震撼了我，但在痛苦的决定之后，我加倍坚强。我觉得我不应该哭。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弱点。我牺牲了那么多战友，从来没有流过一滴眼泪，我不想只为亲人的牺牲而哭泣。”
然而，其实早在她回到郴州的那天晚上，她就已经哭了。
在夏明珍生死未卜的时候，曾治吃不下饭，但为了不让战友们担心，她拿起自己的工作，在角落里流着泪吃完了饭。
一个人再厉害，也有受不了的时候。夜里悄悄地哭泣，白天努力收复郴州，假装一切都很好，这就是曾治。
当然，她确实很快走出了夏明珍牺牲的阴影。
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后不久，曾治与第七师代表蔡协民结婚。两人都在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工作，朝夕相处。他们并不迟钝。如果彼此喜欢，就直接定终身。
像上一次婚姻一样，没有为她和蔡协民举行仪式或婚宴，这次甚至没有茶会。经组织老师同意，缔结婚姻。
对于自己的“闪婚”，曾治起初也感到不安，认为她对不起夏明珍，但这种想法很快就消失了。她说，“夫妻生活是次要的，政治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既然人不能靠牺牲复活，那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留在心里。”
图|蔡协民(右)
所以，结合夏明珍的革命信念，曾治一直专注于她的工作，并在婚礼后的第二天回到了她的岗位。刚怀孕的时候，她随队行军数日，骨头都快散架了。
怀胎十月，在最初的七个月里，曾治没有留下任何有组织的行动，做宣传工作，动员群众，牵制敌人，建立和发展苏区，等等。她参加了所有这些活动。直到毛主席发现她肚子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，曾治才被说服回到后方办公室。
正因为如此，任何听说过曾治事迹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。当蔡协民后来去厦门汇报工作时，有人问他:“听说你的情人长得很好看，但很有权势。他像不像《水浒传》里的“龙”孙青孙二娘？”
听了这话，蔡协民没想到自己的儿媳妇在外界被称为“红姑娘”，以及“龙蛇”。当然，也难怪他们这么想。毕竟大家看到曾治不参加夏明珍的葬礼不流泪，大家都觉得她很无情。
此外，曾治不断放弃自己的孩子也令人震惊。
1928年11月7日，曾治难产，过了三天才生下孩子。但那时候她才17岁，心思全放在革命事业上。她根本养不起孩子，于是26天后，她把自己的儿子给了一个连长的老婆。
三年后，曾治又生了一个儿子。虽然此刻她已经20岁了，但至少比以前成熟了很多。生这个孩子之前，她写信告诉妈妈，她还是不能要，还是送人吧。当晚曾母急着回信，不让送人，带回家让她养。
但就在曾治准备带孩子们回家的时候，厦门中央急需用钱。当时正在帮忙照顾孩子的王海平，主动把孩子“送”给了组织里的一位同志，换取了一百块钱作为组织经费。
知道这件事后，曾治大发雷霆。这不是送孩子，是卖孩子！但是组织又需要钱，你就算拿了这一百块钱，也很难还回去。无奈之下，曾治妥协说:“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”
事后，蔡协民还为此责怪曾治，抱怨她没有争取，把孩子给了别人。
曾治自然不愿意送走自己的骨肉，但在她心目中，“革命利益高于一切，除了信仰，一切都可以抛弃，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”。
考虑到这一点，曾治在1938年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儿子，并在13天后将他送人。
图|曾治和她后来的丈夫和女儿
十年之内，三个孩子都送人了，谁听了都会觉得她太没心没肺。但是，外人之所以是外人，是因为无法猜测当事人的真实感受。
曾治对夏明贞没有感情，那么她为什么要在晚年去埋葬夏明贞尸骨的文帝庙悼念他呢？可惜时局动荡，她此行空无一人。文帝庙被拆，夏明珍的尸骨不见了。
一对夫妻，没有爱情，至少有战争友谊。
曾治为没有参加夏明珍的葬礼而感到内疚。到了晚年，她也承认:“我的内心还是很不安！我后悔没有送他最后一程。”
至于孩子，都是曾治掉下来的肉，没有人比她更心疼。
自从他被送走后，曾治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大儿子，直到他24岁时，他们才再次见面。这时候她才知道，大儿子一直在井冈山种地。
她再也见不到她的第二个儿子了。送人后不到半个月就去世了。当她的第三个儿子半岁时，曾治曾偷偷看过他一次，但她可以假装孩子很好，而不去看他。第一眼，她的心都碎了。
是个半岁的婴儿，却和三个月大的孩子一样大，瘦得像只猴子，又脏又破。曾治受不了了，就把馒头泡在水里给他吃，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。为了不让人发现她是孩子的亲生母亲，她只能忍住，把痛苦和爱咽回去。
直到解放后，曾治才敢把孩子要回来。当我们再次见面时，“瘦猴子”已经17岁了，依然骨瘦如柴，脏兮兮，一瘸一拐。
如果她早知道儿子们的生活会是这样，她会把他们送走吗？曾治没有考虑这件事。她知道自己是个不称职的母亲，也想过弥补那些感受不到母爱的孩子。但如果有一台时光机回到17、20、27岁，她还是会在革命事业和孩子之间选择前者。
因为她首先是党员，然后才是母亲和妻子。
图|曾治和她晚年的孙女”